那天下午，我坐在工位上等HR走进来，心里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窗外的雨滴在玻璃上划出细长的痕迹，像极了电脑屏幕上未保存完的报表。签字、交接、收拾抽屉，整个过程不到四十分钟。我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，阳光突然刺眼得让人想哭。
头两周，我几乎不敢出门。简历投了三十多份，回复寥寥。母亲打来电话，问我在忙什么，我说在‘调整’。其实我只是每天翻看以前买的书，一本接一本，仿佛那些字句能填补空荡的白天。
直到某个清晨，我路过菜市场边的旧书摊。老人守着几摞泛黄的文集，袖着手打盹。我蹲下翻了翻，指尖碰到一本《城南旧事》，五块钱成交。翻开扉页，上面写着‘1993年购于南京西路’，字迹清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些书不该在塑料布上风吹日晒，它们该有个安静的角落。
我开始骑车在老城区转悠。终于在一条少有人知的小巷里，找到一间十平米的店面。房东是个退休教师，听说我要开旧书屋，只收我一半租金，还送了一张老榆木桌子。她说：‘书比人活得久，得有人照看。’
接下来的日子像是和时间赛跑。我在二手市场淘来铁皮书架，在夜市买了暖黄的灯泡，亲手刷墙、钉架子。朋友笑我疯了，拿赔偿金赌一个‘不赚钱的梦’。可当我把第一排书按颜色排列好，打开门锁的那一刻，心跳得像个少年。
开业头几天，几乎没人来。我坐在窗边读《书店日记》，听见风铃响就抬头。第五天，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推门进来，在角落翻出一本《草房子》。她付钱时说：‘这书我小时候看过，现在找不到了。’ 那一刻，我鼻子一酸。
渐渐地，常客多了起来。楼下卖包子的大叔会来挑历史演义，穿旗袍的老奶奶每月都来换几本张爱玲。有个程序员每周末来坐两小时，只看科幻小说，从不说话。直到某天下雨，他留下一把伞，书里夹着纸条：‘下次带本阿西莫夫来换。’
三个月过去，账本上的数字勉强够付水电费。但我学会了用咖啡渍修补书页，记住了每位客人偏爱的位置。有时傍晚关门，我坐在台阶上抽烟，看路灯把书屋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原来被裁掉的不只是工作，还有一层裹得太久的壳。
这里没有KPI，也没有会议。只有纸张的呼吸，和偶尔响起的风铃。有些书卖出去了，有些一直留在架上，像等待重逢的老友。我不知道这间屋子能开多久，但此刻，它正稳稳地接住我的下坠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