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拾行李那天，我拉开衣柜最底层抽屉，翻出那件压了三年的墨绿衬衫。袖口还留着去年家长会时蹭上的粉笔灰印子。
孩子站在门口，拖着行李箱，轮子卡在门槛缝里。他没回头，只把宿舍钥匙扔进我手心，金属凉得像一小块冰。
高铁启动时，丈夫掏出橘子，指甲掐进果皮，汁水溅到衬衫领口。我递纸巾，他接过去，手指蹭过我指尖——这动作我们十年没做过。
第三天傍晚，在青石巷口的小酒馆，他突然说：‘你记得吗？他三岁发烧，咱俩轮流抱他去医院，你站楼梯口哭，我没敢扶。’我点头，酒杯沿抵着下唇，没说话。窗外灯笼亮起来，光晕在酱鸭腿油亮的表皮上轻轻晃。
第五夜民宿停电，我们摸黑找蜡烛。他打翻半罐蜂蜜，黏稠的金黄淌在木桌上，像一道迟到了二十年的道歉。我蹲下去擦，他蹲下来，手肘碰我手肘，谁也没缩。
返程前一晚，我翻他手机相册，发现他偷偷拍了七张我的侧脸：煮面时垂落的发梢、等红灯时搭在膝上的手、睡着后微微张开的嘴。最后一张是清晨，我背对他蜷在被子里，他镜头虚焦，只留下枕上一缕乱发的轮廓。
回程高铁上，他靠窗睡着了，呼吸匀长。我悄悄把耳机分他一只，里面正放着孩子上周发来的语音——他弹错三个音的《致爱丽丝》。我把音量调小，又调小，直到只剩心跳声混着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