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书折在牛皮纸信封里，像一封没拆封就已写满结局的家书。医生说完‘进展性’三个字，我盯着自己手背凸起的青筋，忽然想起十年前父亲也是这样，攥着我的录取通知书，在村口站了整下午。
回家路上，妹妹一直低头刷手机，直到地铁报站才抬头，声音很轻：‘哥，咱得动起来。’
当晚，我们围坐在厨房那张漆皮剥落的圆桌旁。没有会议纪要，只有三双筷子、半盒褪色的维生素片，和父亲白天刚弄丢的助听器——它正卡在米缸底，沾着几粒糙米。
妹妹负责药盒。她买了七格透明塑料盒，用彩笔标上‘早/中/晚’，又在每格贴小纸条：‘阿司匹林，饭后’‘美金刚，睡前’。她总在凌晨一点设闹钟，怕自己睡沉漏掉一次剂量。
哥哥接管出门的事。挂号、取报告、陪做核磁——他把父亲的医保卡、身份证、病历本装进一个帆布包，拉链永远只拉到三分之二，说‘方便随时掏’。有次他蹲在放射科外长椅上给父亲系鞋带，白大褂下摆扫过地面，像一面未降下的旗。
我守夜。不是值班，是听。听他翻身时床板的吱呀，听他梦里突然清晰的方言词，听他在凌晨三点坐起来，摸黑走到客厅，对着空沙发问：‘妈，今儿蒸的啥馅儿？’我递上温水，他接过去，手指冰凉，却记得吹三下再喝。
上个月，他把我错认成我叔，絮絮叨叨讲起八十年代修水库的事。我没纠正。就坐在他旁边，剥橘子，一瓣一瓣分给他。他吃得慢，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，滴在旧毛衣袖口，像一小片迟迟不干的雨。
照护从来不是把人稳稳托住。是当他开始松手，我们学着弯腰，接住那些坠落的、发烫的、还带着体温的碎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