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点敲在窗玻璃上，像一串迟疑的叩门声。我拉开衣柜最底层的抽屉，樟脑丸的凉味混着一点陈年棉布的气息扑出来。
第一件是灰蓝色针织开衫，袖口起了毛球，领口微微泛黄。我记得它陪我熬过三场期末考，也裹着我在凌晨三点的便利店门口等过末班车。手指拂过内衬，摸到一行歪斜的圆珠笔字：‘2017.4.12，修拉链’——字迹还在，拉链早锈死了。
接着是条黑色阔腿裤，腰头松紧带已经塌陷成一道软褶。我拎起来抖了抖，裤脚垂落时带起一阵微尘，在斜射进来的光里浮游。它曾是我面试唯一敢穿的‘战袍’，后来被我塞进角落，因为某天发现膝盖处磨出两片半透明的薄痕，像皮肤溃烂的隐喻。
越往深处翻，越像在清点自己活过的证据。一条碎花连衣裙，裙摆还别着干枯的栀子花瓣；一件 oversize 白衬衫，左胸口袋里躺着半张电影票根，日期模糊，但‘《海边的卡夫卡》’几个字还能辨认；还有那条八年前的牛仔裤——我把它抖开，裤管空荡，腰围窄得只够套进一只手掌。我忽然笑出声，不是嘲讽，是惊讶：原来身体早已悄悄告别了那个尺寸，而记忆还固执地穿着它走路。
纸箱堆到膝盖高时，我停下手。镜子里的人穿着最常穿的那件米白T恤，头发随意扎着，耳垂上是去年买的素银圈。没有名牌，没有新季款，但袖口平整，下摆服帖，领口没有洗变形的弧度。
最后一只衣架空了。衣柜深处露出木板原本的颜色，温润，干净，像卸下重担后舒展的脊背。我没有拍照，没发朋友圈，只是关上柜门，听见一声轻响——不是结束，是腾出地方后，风终于能穿堂而过的声音。
